重磅！中共中央 国务院 关于深化医疗保障制度改革的意见
至于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贯通焉，则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矣。
只要反求自己，一念欲仁，斯仁已至。耳目之官不思，而蔽于物。
由此可知，孔子一以贯之的一就是仁，而一以贯之的道是也就是仁道。知天，就是知道，即知天道。人知道仁义可欲而居仁由义，以使仁义不只是可欲的客观对象，而是存于自己生命之中，由此而由仁义行，此仁义是根于自己生命内在，故为信。孔子为了推行仁道周游列国，受到隐者的嘲讽之时，仍有鸟兽不可与同群。好刚不好学，其蔽也狂。
二、儒学生命化诠释：儒学作为生命的学问儒家在根本上是生命的学问，儒学的学术旨趣、范畴体系、理论特色无不是以生命问题为核心来展开和呈现的。作为创造，人的生命又实现着人格、人文、人道的三重提升，是自我、社会、宇宙的三重创造。这一基本态度的形成始终以人为中心，因为人伫立于社会生活的中心，既必须脚踏大地，又只能头顶天空。
但从词源观，监通鉴（《隶释》），本义为镜子，有甄别、选择、借鉴义。在反思层面，孔子觉解返本开新周道的使命，接受文王既没，……天之未丧斯文也（《论语·子罕》）的召唤和世人天下之无道也久矣，天将以夫子为木铎（《论语·八佾》）的期待，在东方复兴周道构成孔子的宿命，至死不放弃。孔子的历史观，通过他本人自述而呈现：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窃比于我老彭。因而，当前弘扬中华优秀文化思想传统，应当弘大孔子以返本开新历史哲学及其发展观为内在生命张力的思想学说。
孔子讲述历史主体，从历史和当世两个维度着手。孔子立足礼崩乐坏的当世状况，基于未来、考信历史，确立以仁入礼（即克己复礼为仁）的文道救世方案，依据是返本开新的历史发展观。
万文武、王学川在《历史哲学》中指出，如果就人类的整体来说，人和历史主体却应该是同一的，人的形成即历史主体的出现。就后者论，孔子采取点面结合方式，特别评价了管仲和子产的治世之功。修行之于弘道的历史主体言，就是践履。王勇在《孔子的历史观》中认为孔子既持有英雄史观，也持保守的历史态度，认为孔子把历史看作是一个不断退步的过程。
孔子以动态的眼光，敏锐捕捉到传统自身的生成性本质即是损益：礼之所以能世世代代承传不息，是因为它被承传的过程始终充满自我保持和自我更新。人们历来将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理解为简单的述事，没有认识到孔子作为思想范式的创造者，晚年自述一生的最大事功和根本作为，是要以此总结自己终身坚守的历史观。所以，孔子之信而好古之信，不是相信，而是考辨确信。因而，求知事物和世界之未来可能性的根本原理，应该是整合其结果论和行为论，使之融为一体形成返本开新的认知原理，即因革—损益原理。
在孔子看来，真正既创造出伟大事功，又具备纯粹德性而创造出光明正大的文明者，只尧一人，因为他唯天为大而自唯则之，更在于他以天道为准则创造了人伦。从悟而守，能守和会守，这是崇性循道。
破解信而好古的历史态度，关键是对信字本义的理解。在哲学领域，从哲学切入研究孔子历史哲学思想的文献只有《自觉的生命史观：孔子历史哲学思想探析》和《试论孔子的历史哲学》两篇。
其次，揭示君子的责任和使命不能随意替代，即唯有君子才可弘道，也唯有君子才能弘道。（《论语·泰伯》）和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论语·阳货》）这是子贡遗憾地感叹夫子不言性与天道的存在论依据和根本理由。（《论语·卫灵公》）子曰：大哉尧之为君也。四是一以贯之的坚守精神，包括客观中正原则和自由精神。能够求知未来的正确姿态是什么呢？孔子通过言说虽百世而可知的结果和达于可知的损益原理，展示求知必须具备变中不变和不变中变的姿态。开新之于舜，不仅创立慎徽五典，五典克従的五伦常，还建立象以典刑，流宥五刑，鞭作官刑，扑作教刑，金作赎刑。
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论语·泰伯》）等，从不同维度领悟返本开新历史哲学的古今互变动力规律，这种领悟实际地推进人成己和成人的主体性修炼。二是历史本原于天道，比如老子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道德经》第42章）的天道观，认为违背或抛弃其天道规律张扬人伦对生活和社会的主导时，必然导致历史的倒退，所以主张通过去圣弱智和小国寡民的方式复归其自然天道。
历史是当前的历史，编年史是过去的历史。三是修德取位和以德正位的君子理论，包括成己成人的学而时习方法。
三是无论夏禹，还是文王、武王，在文明的事功层面，仍然体现返本开新的努力。孔子之返本开新的认知原理蕴含的首要认知原则，是视域原则：求知事物的未来可能性，必须以未来为立足点来审查现在应该怎样做，在这一视域原则规范下，遵循发现原则来审查事物本身。
如果对它予以系统研究，就形成历史理论和学说。并且，真正的悟开辟的是守的道路：悟在于能守和会守。他们在这种完美和至上的文化高度提出了中华文化的返本开新主张，却并没有引起广泛响应并产生预期的效果，原因在于，返本开新不是一种文化学主张，也不是一种社会学或政治学的观念，而是一种历史哲学思想。所以，人与道的关系，是人遵从返本开新规律对道的求用关系。
不仅如此，子产如此努力的事功和德性本身，构成郑国返本开新于未来的基石：子产于是行也，足以为国基矣。但是，那么为什么孔子要舍独而求继呢？孔子之独真的会因为述而不作而被隐藏与遮蔽了吗？显然不是。
（《论语·泰伯》）如上各章内容是孔子严肃考信历史所形成人伦主义的历史观，这一历史观的核心思想是英雄创造历史。相反，独的价值在于继中呈现，独决非是孤立的，而是永远承续着传统。
（《论语·泰伯》）子曰：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夫何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好古之于孔子，不是热爱古代（文化），而是严肃地考信历史，从杂陈的历史事实、历史事件和历史生活中抉发蕴含于其中的远古真知、真理，然后以传述的方式来教化弟子，培养文道救世的社会精英。
具体地讲，殷朝的政治文明承袭夏朝的礼仪制度，但其承袭必有所损益，其所损（废除）益（增添）的内容是可知道的。并且，即使是单纯的传旧，也面临选择哪些旧来传的问题，这就涉及选择的动机和目的。历史主要是一种思想活动，编年史主要是一种意志活动。菲饮食而致孝乎鬼神，恶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宫室而尽力乎沟洫。
孔子的述而不作向来为后世所论。并且，只要坚守这一返本开新的历史至道和天下大道，吾岂匏瓜也哉？焉能系而不食？（《论语·阳货》）最后，历史指向现实，是因为现实的困境和危机。
完成这一步之后，需要遵循因革原则：把标示事物独立存在个性和特征的那些因素保持下来，使之继续发挥功能，就是因。损就是把一切不利于事物健康存在发展的因素都消解干净。
简言之，关注历史内容、历史事件本身，并对其予以客观呈现，就形成编年史。孔子论历史本原于英雄时，只讲到尧，至少表明五点：第一，历史是人为的，所以历史是人的历史，不是神的历史，也不是天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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